【泽邸评论：今天的这篇文章里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值得我们思考：不能太功利的评判知识的有用和无用，功利的判断往往是短视的；学好不如好学，学习的效果第一关键是动机问题，有目的的学习才能真正学好；做人比成才重要，这是我们的教育环境最需要反省的问题】
“无用”的知识也很重要
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始人、首任院长佛来克斯纳（Abraham Flexner），有一篇有名的文章“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”（memo 1921；Harper Magazine 1939），即“无用知识的有用性”。
佛来克斯纳是一位对美国教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。在他的领导下，高等研究院从一开始就聘请了世界顶级学者，包括爱因斯坦（Albert Einstein），冯•诺依曼（John von Neumann），哥德尔（Kurt Godel）等。这些教授们的共同特点，就是从事看上去“无用”的研究，就是那些在近期，甚至在可遇见的未来都没有用的研究。但这正是佛来克斯纳的远见，也是高等研究院的魅力。
思考一下，什么是“无用”？什么是“有用”？这与时间期限的长短很有关系。让我来举三个例子说明那些短期看上去“无用”的知识在长期的巨大有用性。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理科的，是物理学的例子。这是佛来克斯纳文章中开头讲的例子。当年佛来克斯纳问柯达先生谁是最有用的发明家时，柯达立即回答是无线电收音机的发明人马可尼（Guglielmo Marconi）。佛来克斯纳反驳说，麦克斯威尔（Clark Maxwell）和赫兹（Heinrich Hertz）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。虽然麦克斯威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，虽然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毫不关心，但是这些看上去“无用的”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打下了基础，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没有后来马科尼的发明。正因为那些当时看来“无用”的知识，成为后来有用发明的基础。因此这些“无用”知识是有用的。
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，就是我们身处一个功利主义，更确切地说是短期功利主义的大环境中。无论做研究还是学习，人们总喜欢先问“有用”“无用”，“有用”指的是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。比如在校学生选课前喜欢问这课有什么用？对面试和找工作有用吗？我在听取在校生对课程设置意见时，就常常会听到对找工作没有用的课的抱怨，或对找工作有用的课为什么不多开一些，开早一些的疑问。但是有趣的是，当我同已经毕业10年、20年、30年的校友交谈时，他们对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：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，而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“无用”，但后来实际上很有用的课，比如一些人文、艺术、社会科学类的课。这种不同反馈的反差正是短期功利主义的一种例证。
虽然有用未必就是唯一的价值判断，因为知识的价值可以是内在的，无需体现在它的工具价值上。但是，理解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有用的知识，对我们正确认识知识的有用性有极大意义。
但愿在几十年后，当同学们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你们还能记得我在今天的开学典礼中讲起的“无用”知识的有用性。
好学比学好更重要
我相信你们从小都是好学生，更准确地说，是“学得好的学生”。学得好，就是学习成绩要好。学习成绩好，就是考试要考的好。考试考的好，就是做题目的答案要正确。那么如何取得这个结果呢？除了努力、刻苦、时间投入之外，还要大量做题，因为熟能生巧，也要有很好的记忆力，即使不是死记硬背。你们都是这方面的的能手。所以你们都是好学生。
在我看来，在大学中，“好学生”不再是“学得好”学生，至少说主要不是。在大学中，一个好学生，首先是一个“好学的”学生。请你们注意：在大学中，“好学生”的定义发生了变化，不再是“学得好”的学生，而是“好学的”学生。
“学好”与“好学”是两种不同“学”的境界：“学好”是学习中被动的接受，而“好学”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；“学好”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，而“好学”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；“学好”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，而“好学”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；“学好”是为了掌握知识，而“好学”是为了探索问题；“学好”得到的是答案，而“好学”追求的是真理。
在你们迎接大学生活踌躇满志的时候，在你们面对新的竞争压力倍感郁闷的时候，请你们停下来，想一想“学好”与“好学”的不同，既不要让“学得好”误导你，也不要让“学不好”打击你。你们要记住：“好学”远比“学好”更重要。
这不仅让我想起我当年在清华读本科的时候。虽然当时条件不利于我们“学好”，但是我们那时非常“好学”。那时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一种特殊情况：我们班上有一半同学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在上大学之前或在农村插队，或在工厂工作。我们为能够成为第一届大学生倍感幸运，高度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所以我们很努力。但这只是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有一种自然选择在发挥作用：在当时那种动乱的环境下，能够考上大学的大多是靠自学的，非有好学特征是很难考上的。我自己也是如此，我的大部分中小学知识都是靠自学完成的。这个依靠自学的求学过程，虽然不一定学的正规学得好，但是它激发好学精神，而且探索出了在没有教师指导和约束下的求学方法。
在我看来，“好学”有五个要素，我称为“五好”，分别是“好奇”、“好问”、“好读”、“好思”、“好言”。
第一，好奇。我把好奇放在首位。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。十年前，四位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清华学生座谈。当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，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、数学好，甚至没有选择勤奋、努力，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。我认为，好学的第一要素是好奇，好学源于好奇。
第二，好问。好奇往往导致好问，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，探求未知的起点。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，学生不好问，也没有激励去问。中国学生回到家里，家长问“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”，而犹太学生回到家里，家长问“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。” 全球犹太人总数不超过两千多万，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，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犹太人数上百。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。
第三，好读。阅读的范围很广，我在这里想强调两点。一是在当今碎片化信息高度发达的时候，在微博、微信、网页等信息随时随地都可及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要读书。二是不仅要读与专业相关的读物，也要读超越专业的读物，特别是思想性读物。
第四，好思。好学的核心是好思。大学本科阶段是一个人生学习过程中的转折点：在此之前的中小学教育，是以接受知识为主；而在大学本科阶段，要变为以思考为主。爱因斯坦就是这样认为的，他说：“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，不是学习很多事实，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。”好思应该是大学生的第一要务。
第五，好言。好言是好学的一部分，我们不能不言。言就是沟通，就是传播。言的本领，就是传播的本领。只有言，别人才能知道你的观点和想法，也只有言，才能引发与他人的争辩，而真理往往是在争辩中产生。我们清华学子既要能行，也要善言。好学离不开好言。
好奇、好问、好读、好思、好言—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好学的五个要素。具备这“五好”，就为好学打开了窗户，开辟了道路。具备这“五好”，就是我心目中好学生的特质。由此可见，大学的学习方法，与中学的学习方法不同。在大学对学生的评判，也因此而与中学不同。
做人比成才更重要
“知识”和“能力”是关于如何“育才”的两大基本要素。但是大学仅仅是为了培养“人才”吗？我认为不是。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不是“人才”，而是“人”与“才”；不是讲“人才”的培养，而是讲“人”的培养、人的“价值”。
在中文中，“人才”是一个词。我们通常都把“人才”落脚为“才”。现在有必要把“人”与“才”拆开来看。“才”关注的是“三力”：创造力、分析力、领导力。而人有“三观”：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度量“才”的词是成绩、成功、成就，而形容“人”的词则是自由、快乐、幸福。
我认为，“育人”重于“育才”，“成人”重于“成才”。在现代经济学中，人不仅是工具，也是目的。在康德看来，人只能是目的，不能是工具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人是目的，不仅是工具，教育的目的就应该是育人。在我看来，作为目的的“人”包括“人文”、“人格”、“人生”三个方面，因而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、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。
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。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，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。曾经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教的龙应台女士这样解读人文：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，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；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，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；历史就是让你知道，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，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。所以，文学让你看见，哲学让你定位，历史让你连接，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。
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。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，也是清华的传统。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。说话有底线，就是说话讲真话；做事有底线，就是做事有原则；做人有底线，就是做人有良知。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。精英大学中聚集了很多有才的人，如果有人格，他们的正面作用会很大；如果没有人格，他们的负面影响也会不小。
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，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。记住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：“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。”进入大学，就应该是你反省人生的开始，思考人生的起步。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，认识世界的过程。
今天，我向学生提出的要求是：理解人文价值，坚守人格底线，反省人生意义。
我从不怀疑中国会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，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。但是，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、杰出人才，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“人”。如果我们把对培养不好真正的“人”的忧虑放在对培养不出拔尖创新“人才”的担忧之上，那么中国教育就会有新面貌。
